不是俄罗斯，也不是美国！欧洲重新定位最大障碍，藏在三块短板里

当前欧洲重新定位自己，固然有真实的外部压力，但是让布鲁塞尔难以走出去的核心因素，是其自身存在三处长期未能补上的发展短板。欧洲当前遭遇的发展困境，是其是否具备将已经写入正式报告的改革切实落地的能力。

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竞争力报告提出的三百多项建议，两年之后得到落实的内容占比仅为15.7%，另有41.3%的内容仅部分落实，资本市场整合、单一市场壁垒消除、战略性依赖削减这几个最为关键的改革方向，全部卡在成员国层面。这些数字数据相比各类外部威胁因素，更能解释欧洲开展重新定位数年之后，位置反而愈发模糊。

第一处发展短板体现在经济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改革举措的执行能力存在不足。欧盟层面从来都不缺少问题诊断相关内容，缺少的是将问题诊断转化为正式立法的政治意愿。德拉吉报告中涉及的几个核心改革方向，也就是资本市场整合、单一市场内部壁垒消除、战略性依赖削减，全部涉及监管权限、财政权限、产业政策工具在成员国与布鲁塞尔之间的重新分配。

各国政府公开场合都表态支持一体化建设，一旦立法推进触及相关权限调整的范畴，主体就会立刻转向本国选举相关的利益计算。欧盟层面从来都不缺少发展蓝图，缺少的是推动蓝图转化为法律条文、推动法律条文在各国切实落地的持续性行动。

这种口头上维持共识、实际中把持权限的状态，是欧洲生产力差距持续扩大的制度层面根源。泽特迈尔提出中国是“新德国”，这一表述的实际参照对象不是中国，而是欧洲自身，当一个经济体连内部市场都无法实现彻底整合的时候，其面对外部竞争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保护，而非升级。保护措施能拖延时间，但无法拖出竞争力。

第二处发展短板体现在防务领域，问题的核心不是防务投入的资金规模不足，而是投入的资金无法顺畅使用，无法转化为实际防务能力。

2025年欧盟成员国的防务开支规模达到418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为2.2%，较上一年度增长20%，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本身能够说明欧洲已经对安全环境的变化形成认知，但是欧洲防务局同期给出的判断显示，当前的防务投入“尚未转化为足够的可部署、可持续、可互操作的作战力量”。

防务领域的研发投入在全部防务开支中的占比仅为4%，其中研究与技术类投入占比为百分之一点六，低于各成员国早在2007年就共同商定的百分之二基准线。跨国层面的联合采购工作推进缓慢，各国的装备体系、工业利益、安全需求都按照自身规划推进，法国与德国合作的下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制项目已经中止，双方合作的主战坦克项目也陷入需求分歧和进度延误的状态。

一个连弹药产能、装备通用性都难以在联盟层面实现协调的经济体，增加军费的实际作用只是扩大存量采购的整体规模。防务领域的短板和经济领域的短板存在共同的根源，也就是成员国不愿意将决定权和资源放到自身无法单独控制的集体框架当中。

第三处发展短板的表现最为隐蔽，但是会直接影响前两处短板修补的时间。欧洲当前的政治碎片化趋势，正在改变政策连续性所依赖的基础条件。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力量的上升，打破了多个国家长期维持的中左、中右两大阵营轮流执政的格局，参与政治进程的政党数量有所增加，执政联盟的组合方式变得更不稳定，整体治理效能随之出现下滑。

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拿到20.8%的选票，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二大政党，得票率较上一届选举实现翻倍。能源转型、数字化、产业升级这类需要跨越不同选举周期持续推进的议程，在联合政府内部利益妥协、提前选举风险的影响下，不断遭遇搁置或者内容缩水。

政治碎片化不只是一种选举层面的现象，它正在改变欧洲推进自身定位调整的时间结构，推进改革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而政治系统能够提供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前两处短板原本可以在稳定的政治周期内逐步得到修补，现在这样的稳定周期本身正在不断缩短。

把这三处短板结合起来观察，欧洲对华政策出现摇摆的原因就有了更清晰的解释逻辑。布鲁塞尔层面在对华定位上长期保持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身份并存的状态，导致其在具体议题上难以形成连贯的推进路径。但是务实合作层面并非没有可以逐步积累的进展。

2026年1月中国和欧盟就电动汽车相关议题达成价格承诺框架共识，欧方发布相关指导文件，确认会按照非歧视原则对价格承诺申请开展客观公正的评估，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价格承诺的方式替代反补贴征税。宁德时代位于匈牙利德布勒森的电池基地总投资约为73.4亿欧元，规划产能为一百吉瓦时，计划雇佣员工约九千人，目前已经和当地三百多家企业形成协作网络。

泽特迈尔的判断值得布鲁塞尔方面认真考量，欧洲不应试图通过价格战或者贸易壁垒的方式应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应当把精力放到自身比较优势的培育和产业结构调整上，同时吸引更多能够嵌入本地价值链的中国直接投资。

如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附加过多条件，反而会降低欧洲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欧洲需要的是能够帮助自身实现发展的对华策略，贸易壁垒既不能降低能源成本，也无法替代研发投入和单一市场整合的作用。

欧洲重新定位的最大障碍，本质上属于执行能力的问题。改革执行能力不足，会导致经济结构调整工作停留在协议层面，防务投入无法转化为联合防务能力，会导致战略自主缺乏实际物质支撑，政治碎片化压缩政策连续性的空间，会让前两处短板的修补失去稳定的时间窗口。

这三方面问题会相互强化，让欧洲陷入清楚应当推进哪些工作、却无法将相关工作落地的状态。外部压力只是起到放大器的作用，会让各类短板造成的后果更快显现出来，但无法代替欧洲完成任何一项内部改革。

欧洲的时间不是被莫斯科或者华盛顿拿走的，是在每一次将共识降格为原则、把原则推迟到下一轮磋商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消耗掉的。欧洲推进自身重新定位的起点，在于其能不能先推动“已经同意的事情”真正落地。